时代周报记者 王心昊 发自广州

站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的历史关口,作为多项重要改革政策的亲历者,金融行业的实践者、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教授在他的新作《大国大金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40年》中分享了他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许多感受与想法。

《大国大金融》

曹远征 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 58元

金融改革分三阶段

时代周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一直将金融改革作为重要工作之一，能否请你给梳理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体制改革的脉络？

幸运飞艇游戏曹远征：在1978年以前，中国采取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条件下是没有金融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金融方面是两项任务：第一，建立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第二，对金融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造。

第一阶段从1978–2003年，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这个过程以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形成双层银行制度为标志。这才有了我们说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双层银行体系。在此基础上，各家银行经过不断地发展，又分离出了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由于保险、证券和银行的发展，就形成了金融市场，中国的金融体系开始形成。之后是监管机构的建立，2003年，随着中国银监会成立，“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建立，中国的分业监管体制正式形成。

第二阶段是从2003–2012年,是中国银行业进行商业化改造的阶段。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金融机构迎来更大的挑战,中国义无反顾地选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2004年,将国有独资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拿出来试点实施股份制改造,随后扩展到其他国有银行。改造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建立支持银行正常运转的健康的资产负债表,重新界定了政府与银行的关系,是有限责任；二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成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是用技术指标监管金融机构,核心是资本充足率。

所以我们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1978–2003年,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制建立,以及2003–2012年,中国银行业的商业化改造。

第三阶段是2012年以后，进入自我发展壮大的阶段，目标是建立市场化、国际化的现代金融体系。

过去40年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在2004年已被认为是“技术性破产”的金融机构，却成功经受住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这是金融改革最大的成就。

金融业开放和国际化

时代周报：业界不少人士都预期下半年的金融开放程度会有进一步增加，你觉得下一阶段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将会以什么作为着力点？

曹远征：金融开放的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股比的放松。对于外资持有的金融机构股份上限，可以做到3年以后不再设股比限制；二是准入领域的放宽，最重要的就是允许扩大人民币业务经营范围。

很多人觉得政策放宽,会导致国内金融机构的经营受到冲击,这个担心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在本土市场,尤其是零售金融领域,中资机构仍然拥有比较强的竞争力。举个例子,我在中国银行服务这么多年,中国银行在伦敦的机构已经经营100年了,但中国银行在伦敦的影响力仍难以和当地主流银行比肩。因为本土银行跟当地的客户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是任何一个外国机构都没有办法相比的。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占比是在逐步下降的,因此我们具备底气可以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

第二,中国是个大国,大国面对的是大国金融问题。现在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中国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因此一定要有外国机构参与,这才叫国际金融市场。这就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义,这个市场不是中国自己玩的,你自己玩的叫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一定是国外金融机构也要参与进来,这才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一定要吸引外资,让外资愿意参与中国的金融市场,并开始做人民币业务,让人民币参与国际化的金融安排。

幸运飞艇游戏时代周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金融严监管的需求也愈显迫切，但在目前货币环境相对宽松的政策下，很容易导致监管疏忽，你觉得这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兼顾平衡？

曹远征：监管是一套标准，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就要有大金融的监管格局。监管应是国际化的监管，有国际化的标准，而不是基于本土市场的政策，是面向国际的标准。

其实，包括巴塞尔协议在内的一些新的监管标准已经出台，中国正在履行这种标准，这种标准是全球统一的标准。所以在今年的多场会议上，易纲行长在谈到中国的开放时，特别强调要实现监管的协调。

这次是宏观审慎管理上的宽松

时代周报：在国常会和政治局会议召开以来,宽松信号得到多次确认。你认为这一轮的宽松能够改变过去大水漫灌式的宽松货币政策吗?

曹远征：我想先纠正一个概念,我认为这次不能被称为宽松。这次的宏观审慎还是要去杠杆,要求杠杆不能进一步增加,但也不能快速衰退,这叫宏观审慎的管理。

在去杠杆过程中间，如果流动性过于紧张，导致债权债务链条不能维持，就可能引发危机，这时候就需要放松流动性。从流动性的意义来说，是维持债权债务链条的完整，不至于崩断。但大方向仍然是要推进去杠杆。

因此，这次宽松不是货币政策的宽松，它是宏观审慎管理上的宽松。是监管机构在其他方面有所调整，是防止去杠杆过快导致的杠杆快速衰退。从历史意义来说，它是补充流动性的一种安排，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的宽松化安排。

时代周报：这一轮宽松政策中把资金流向对准了中小企业，然而作为金融机构，在信用风险凸显的当下，他们会愿意把资金贷给中小企业吗？

曹远征：首先我想改变一个误区,就是什么是中小企业适合的融资方式。

其实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是全球性难题,道理很简单。比如你去买房子,你要给30%的首付,然后银行才给你贷款,那么中小企业就是连30%的首付都拿不出来嘛,小微企业就是没钱嘛,没钱你还负债,这不符合资本逐利避险的趋势。所以,中小企业融资的核心是发展资本市场,包括PE、VC以及创业板。这才是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如果要给中小企业提供支持的话，是难以通过货币政策方式进行结构性安排的。这时候，贷款必须要有担保。这是地方政府要承担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具体包括引导担保公司对中小企业进行担保以及引导资金进入该领域。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体制问题。

但说到底，资金能否流向中小企业，关键还在于引导。通过财政引导，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引导，资金就会往相应的方向去，而不是单纯号召让资金流向中小企业。

时代周报：从6月的定向降准来看，中央把结构性降杠杆的方向放在“债转股”上，但上半年债券的违约潮以及“债转股”落地率不足10%，你觉得“债转股”遇冷的原因是什么？要让债转股落地，关键何在？

曹远征：债转股是资产负债表调整的工具，这次的债转股跟之前的最大区别是它不是政策性的，它是商业性的谈判，这就意味着银行具有要不要对债权实行债转股的主动权。

对于银行来说，需要考虑债转股企业的资产是不是有盈利前景。但另一方面，中国很多的“僵尸企业”通常都还剩着一口气，只要温度一适宜它就活过来了，温度不适宜它就成“僵尸”了。但这类企业很难界定，你难以判断它是不是“僵尸”，因为这取决于温度。

所以推动债转股落地，关键是谈判，一定得谈判。我得确认第一你不是“僵尸”，第二你还有未来的盈利前景，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讨论债转股。

这次跟1998年那次不一样，1998年那次是政策主导，现在是市场指导，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立竿见影。

所以，这次市场评价说债转股不见效，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最大的进步，因为我们可以谈判，这是市场经济，而不是政策性的。